一方面，欧美国家短时间还难以形成由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增长，他们着眼点因此还是放在摆脱失业、债务和负资产状态的目标上，现在投放的大量货币主要用于支撑财政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增强资本市场价格修复所需要的流动性，根本不能保证大量资金是否能流进实体经济--以支持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企业所投入的创新类资本。于是，在现有国际分工的格局下，投放出来的资金大量流向稀缺资源市场，追求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这里的前提条件是，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可能是拉动投资的主体，他们这种不计成本的“刚需”投资，恰恰会助长全球金融资本“搭”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去投机套利;而市场经济主体在全球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环境下，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高成本负担，会渐渐退出他们擅长的实业舞台，甚至少数企业家也会一起加入到根本不擅长的“以钱养钱”的高风险快节奏的赚钱行列中。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资本一直在觊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机会。在这些金融资本看来，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储蓄多，追求财富的动机旺盛，但危机时期投资渠道却偏少，所以，很容易形成集中投资，催生泡沫，这是外来投机资本获利的绝佳环境。而且，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也使得政府往往在短期会主动纠偏，这就很容易让投机资本顺势而为，渔翁得利，从而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还有，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的损失会引起政府的同情，转而想方设法通过救助来获取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海外游资套利的一个很大诱因。未来，如果还像以往那样放任外汇占款，就会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央票发行的力度等数量型对冲外汇占款的方法，则会催生灰色高利贷市场的膨胀，反而无法起到抑制游资流入的目的。尽管目前在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中国增长减速”等负面叠加效应凸显时，避险情绪笼罩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债市的泡沫暂时承担了今天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风险。但是，一旦今年不确定的局势明朗后，外汇占款又将挑战中国为达到“稳货币”目标而采取的被动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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