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钢铁过剩看宏观调控的综合性存在四方面

在钢铁业利润下滑乃至亏损的情况下，钢铁产能却不减反增，各大企业都在拼命投资新增产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粗钢产能已达9亿吨左右，创历史最高纪录，与6亿多吨的需求相比过剩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国钢铁工业全行业的开工率大约只有70%，同时，还有大量钢材卖不出去。钢铁业已出现了严重的过剩。 　　过去几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要控制钢铁产能过剩，采取了一系列“关停并转”措施，调控钢铁产能。可是几年过去了，产能调控却越控越多，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05年以来开工建设的3.57亿吨的产能中，未按规定取得国家核准的占79%。这表明，钢铁产能过剩限制政策形同虚设，大量项目未经批准违规建设，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治。
　　为什么许多钢铁企业要逆中央的调控政策拼命扩大产能呢？与会的一位企业家指出了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有钢铁企业的领导，要的是政绩，产能扩张有政绩，亏或赚与自己无关。第二个原因，民营钢铁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实际上一直在盈利，他们借钱建厂的融资方式，逼得他们不断扩大产能，产能搞大了不但能早日还贷，而且在未来的钢铁业并购中，可以把自己的钢铁厂卖出好价钱。第三个原因，政策的漏洞和对政策的曲解，也使钢铁业产能不断扩大。政策要求淘汰小高炉，结果，建设了大高炉来淘汰小高炉。政策要求新建高炉要实行产能等量置换原则，执行时，都是扩大产能，同时尽量推迟淘汰原有的小高炉。这位企业家没有说明，在这三个原因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例如通过地方保护主义和假招标，多购本地钢材、通过放松环保标准降低生产成本，让民营钢铁企业能赚钱。因为钢铁工业能大幅提升一个地区的GDP、税收和就业率，所以，企业与中央政府调控政策的博弈，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上述情况表明，治理钢铁业的严重过剩，必须实行综合配套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首先，各级地方政府和钢铁企业的领导人，必须在自己的工作中落实中央的科学发展观，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落实到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工作中去。为此，必须克服GDP崇拜症，在干部考核指标中，要降低GDP指标的权重，增加改善民生、治理环境、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指标。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其次，出口过剩钢材不是解决钢铁生产过剩的根本办法。少量过剩是健康市场竞争所需要的。此时，出口适量的钢材是正常的，可以起到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调节钢材品种的作用。但是，中国生产全世界一半的钢材并大量出口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今年一季度我国出口钢材125.8亿美元，全年出口量将在500亿美元左右。这意味着我国为其他国家的钢铁需求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消费了大量的能源，进口了大量的铁矿石。不但增加了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而且加剧了铁矿石价格不断攀升，使我国的钢材成本不断上升，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成本。因此，正确的方向是要逐渐减少钢材的出口。
　　第三，减少钢铁业巨大过剩产能的正确途径是钢铁业要“走出去”。通过海外投资，把我国过剩的钢铁产能搬迁到东盟国家、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需要钢铁，但往往缺少相关的巨额资金、技术和人才。把过剩钢铁产能迁往海外，从纯技术的观点看，似乎减少了我国某省、某市的GDP，实际上，不外迁也有1/3的钢铁生产设备（约年产3亿吨的产能设备）闲置，不但不创造任何价值还要白白折旧。把过剩产能外迁，表面上是为他国创造GDP，实际上为我国收回了不当投资，创造了海外投资收入，增加了我国的GNP，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表的资本项目实现平衡，促进了南南合作，是双赢。特别是，迁出的钢铁产能将减少中国为别人排放的温室气体，中国钢铁产能的减少将使中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下降，这将有利于降低进口铁矿石价格，降低我国钢铁生产的成本。过剩钢铁产能的外迁还能对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和基础设施行业（水、电、路、航运、桥梁、通讯等）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金融业和相关企业要有前瞻性的安排。
　　第四，我国钢铁工业现有从业人员321万人。如果外迁1/3的生产能力，意味着要给100万左右的钢铁从业人员安排就业。其中一小部分人可以作为技术骨干到设备引进国工作。大部分人员可以从事废钢铁和其他废金属回收业务、钢铁厂废渣利用业务，如用炼铁废渣生产建筑材料、提炼稀有金属等，还可以从事关停钢铁厂土地的商业开发。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需求也会创造不少就业机会